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一部为新教徒铺平道路的西班牙天主教巨著

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知道这件文物存在的那一刻：在康普鲁顿大学（西语：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的历史图书馆中，教授正带领我们参观馆藏古籍，我的目光立刻被这部圣经吸引住了。

首先，作为一名古语言爱好者，在看到书页间那熟悉的希腊字母时，我在课堂上的兴趣被瞬间点燃。

其次，作为一名新教徒，我激动地亲眼看到，早在路德发表他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之前，我国（指西班牙）就存在原始圣经文本。

从那之后，我对西班牙福音派运动的兴趣与日俱增，逐渐发现了那些人名、事件和日期，它们都拼凑起我心中那副伟大壮阔的历史画卷。

为此，在宗教改革日周年日之际（译注：网站发表日在2025年11月14日），我打算重新回顾这件或许对于很多人而言还是未知事物的文物。

它就是《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Complutense Polyglot Bible），一个文艺复兴在伊比利亚世界（Hispanic world）兴起的完美例证，它既与天主教护教紧密联系，又意外成为16世纪西班牙新教记忆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奇特甚至略带讽刺的关联，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

《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

这部圣经由天主教枢机西斯内罗斯（西语：Francisco Jiménez de Cisneros，弗朗西斯科·希梅内斯·德·西斯内罗斯，1436-1517）构想，共六卷，文本以拉丁语和圣经原始语言（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并列呈现。

圣经的印刷工作，由阿纳尔多·吉列·德·布罗卡尔（Arnaldo Guillén de Brocar，1460-1523）在1514年至1517年完成，但出版则是要等到获得天主教教宗利奥十世的正式许可之后。

由图片可见，这部合参本的外观与我们今天书架上的圣经几乎别无二致：棕色封面采用干压浮雕工艺（即用金属模具通过热压在封面上形成纹样）装饰。

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并非这部文集的原始装帧。可以想象，它在当年应当是以两块皮革包覆的木板为封面，书页由手工精心缝制成若干册子。

这些册子再合订起来，形成整部书，书脊上留下五道优雅的缝线，仿佛支撑这纸之躯体的脊椎。

合参本封面与现代西语圣经封面 图源：Hispanic Digital Library（左）、Bible Society（右）

至少，其他保存了原始装帧的副本正是如此装订而成。

至于内页排版，各卷也有差异。

前四卷对应旧约圣经，中央列出拉丁语的《武加大译本》，外部两侧列出希腊语的《七十士译本》——其行间的拉丁语译文——和希伯来语原文。相比之下，专门讲述新约圣经的第五卷——也是最早印刷完成的一卷——仅含有《武加大译本》与希腊语原文。

第六卷为附录，收录希伯来语语法，希伯来、亚兰及希腊人名解释，以及闪族语言词典。

以第一卷（《摩西五经》）为例，其版面下方还额外添加了《塔古姆》（Targum），即希伯来经文的亚兰文译本。

这些译本由犹太社群在公元一到八世纪编辑，目的是将经文翻译为其数百年来的通用语。

但《塔古姆》不仅是翻译，更包括解释和意译，根据《康普鲁顿合参本》编者所言，这些内容“极好地记录下当时人们对于经文的理解”。

更具体而言，《塔古姆》收录了标题为《迦勒底译本》（拉丁语：Translatio Chaldaica）的《昂克罗斯塔古姆》（Targum of Onkelos），即《托拉》的亚兰语版，并附有编者所作的拉丁语译本《迦勒底释义》（拉丁语：Interpretatio Chaldaica）。

合参本中《出埃及记》14：15-25（摩西分开红海）图源：Hispanic Digital Library

我之所以特别提到此事，是因为这个举动令人称奇，甚至还略显矛盾，因为就在西班牙于1492年驱逐犹太人后不久，竟然决定要纳入一部在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c）社群中特别流行的译本。

西斯内罗斯本人对此作出解释，他称该译本“未被篡改之处有益于基督教信仰”，而其余希伯来语圣经的《塔古姆》则是因“不配与圣典并列”而不予收录。

为了追求卓越品质，印刷商甚至为合参本专门设计了全新字体。十九世纪图书馆学家、古籍兼字体专家罗伯特·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评价道，（合参本的）新约圣经所用希腊语字体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希腊语字体”。

相比下，后来出版的旧约圣经所用希腊语字体，根据翻译者胡安·加夫列尔·洛佩斯·吉什（Juan Gabriel López Guix）所言，似乎要略微逊色。

这一差异或许看似印刷匠在反复铸造、排版数百个微小铅字后的疲惫所致，但事实远非如此。

康普鲁顿合参本中的罗马天主教与文艺复兴

合参本圣经的每一处都经过精心设计，旨在彰显基督教的至高地位，如新约卷就早于其他五卷先行出版。

活字印刷本身也具有深意，新约中希腊语字母的优雅，象征着记载耶稣基督及其首批门徒的故事的经文具有优越性。

同样，《武加大译本》（即圣哲罗姆译本）作为罗马天主教会正统的支柱，在教义争论中始终占据权威地位，因此它的各栏布局也别具匠心。

合参本圣经的序言对此明确写道：“我们将圣哲罗姆译本置于两者之间，即犹太会堂（希伯来语译本）和正统教会（希腊语译本）之间，正如罗马或拉丁教会将耶稣置于两名强盗之间。”

尽管收入了《塔古姆》，但合参本圣经将其置于经文下方，仿佛犹太教在被基督教践踏。

艺术史学家安娜·蒙塔达·托雷利亚斯（Anna Muntada Torrellas）认为，这种排版具有建筑学要素。

圣经中支持文本的各栏，如同支撑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天主教教堂的支柱，恰如当时天主教会正在梵蒂冈兴建圣彼得大教堂。

如安娜所言，秩序、理性和比例是文艺复兴建筑的特征，我们可以用其来描述这部合参本圣经。或许每种圣经语言都对应一种柱式——多立克式（Doric）、爱奥尼式（Ionic）或科林斯式（Corinthian）——“以此装点上帝的教义”。

合参本圣经与大使命

合参本圣经的意义远不止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关联。在著作艰深的语言学工作之后，存在一种直接源自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及传福音的热忱。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19–20）

这句脍炙人口的“大使命”经文，说明了所有基督徒都应当参与的一个使命：使万民作门徒。这个使命与康普鲁顿合参本形成某种“教而习之”（拉丁语：docendo disco）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合参本要提供其他语言的行间拉丁译文？为什么不仅要汇编原始文本，还要确切理解其意义呢？难道《武加大译本》不够吗？西斯内罗斯是否在颂扬《武加大译本》的同时，也在挑战它呢？

无论他有这个意识与否，事实是“掌握原始语言，便能直接接触圣经”，进而直接亲近上帝。

通过原始语言理解启示之语，可与《武加大译本》对照，全面把握某些术语的真正意思，以及发现是否存在后人自主添加的字句或解释。

而关键问题是：谁能被允许这么做？唯有那些通晓拉丁语、能负担得起如此昂贵抄本的人。因此，尽管西斯内罗斯试图让圣经和上帝变得可及，但却仅让其局限于少数精英阶层。

“唯独圣经”、宗教改革和合参本圣经

路德关切的核心之一，正是他对圣经作为认识上帝之源泉的热忱，即那句著名的“唯独圣经”（拉丁语：Sola Scriptura）。如果“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4：12），那么这位德国人自然希望这把利剑能刺入尽可能多的人的心。

马丁·路德同样秉持“使万民作门徒”的原则，但与西斯内罗斯所不同的是，他主张将圣经翻译为各地方言（vernacular languages）——在他之前早已有先驱者，如英国人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1328-1384）。

历史学家拉斐尔·拉萨诺（Rafael Lazcano，1957-）说过，“通过让普通德意志人以方言阅读圣经，路德的目的在于引导他们信仰基督，并与上帝相遇——这位上帝并非遥不可及或藏于暗处，而是凭着唯独信心、满有怜悯、生发信靠和拯救之爱，近在咫尺”。

合参本圣经与新教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致于十六世纪的西普里亚诺·德·巴莱拉（Cipriano de Valera，1531-ca.1602）——著名的《雷纳-巴莱拉圣经》（Reina-Valera Bible）的合译者——将自己的译本视作西斯内罗斯和阿里亚斯·蒙塔诺（Arias Montano，1527-1598，Plantin Polyglot的主编。Plantin Polyglot作“普朗坦多语圣经”）两者合参本的后继者。

巴莱拉推崇这些多语种工作，“将其纳入传播神之道的事业”，视自己的作品为它们的延续，尽管其作品的语言范围更为有限。

作为1507至1517年间卡斯蒂利亚宗教裁判所大裁判长，西斯内罗斯策划的这部合参本圣经，本意全然是为了彰显罗马教会及其教义的至高地位。

但是，就在这部著作出版不到一个世纪后，这位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指巴莱拉，他是西班牙宗教改革者，失败后避难伦敦并死于斯）却自视为合参本圣经所开启道路的继承者。这可信吗？一位镇压异端者，竟能创造出被宗教异议者所援引的作品？

经过上述分析，答案只能是肯定的：正是那种深入探究赋予其世界观意义的文本的渴望，将西斯内罗斯和他的合参本圣经与新教信念联结到一起。

或许西斯内罗斯本人并未意识到，他为那些充满好奇（和后来被视作异端）的人提供了一件强大的工具，使得他们可以接触那些神圣话语的原始意义。

而他们解读出来的意义，最终引导他们脱离罗马天主教会。

尽管分道扬镳，但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却以独特方式将两者联结，清楚地表明：在西斯内罗斯与西普里亚诺·德·巴莱拉这样迥异的人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某位——共同之物。

源自Evangelical Foc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