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知名汉学家费乐仁中国哲学讲座复旦举行：比较三位近代传教士学者对《大学》的译解

2026年10月28日，复旦大学中国哲学国际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办中国哲学国际研究中心系列讲座，邀请香港浸会大学哲学及宗教系荣休教授费乐仁（Lauren F. Pfister）主讲，题为“处理《四书》中《大学》的问题：三个近代传教士学者怎样译解《大学》”。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黄勇主持讲座。

费乐仁教授围绕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法国耶稣会士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和德国路德宗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三人的翻译与诠释工作，比较他们如何处理《大学》中的一个重要文本争议：朱熹对《大学》的改编，以及由此产生的《古本大学》与《新本大学》之别。

朱熹对《大学》的改编成为翻译中的关键问题

费乐仁首先介绍了这一争议的中国哲学史背景。南宋儒学大家朱熹将《大学》列入《四书》，并对原本收录于《礼记》的《大学》进行了重新编排和改写，形成后来所称的《新本大学》。朱熹将其分为“经”和“传”，并将自己撰写的第五章补充为其中的重要部分，以此阐释格物致知、穷理修身的思想。

然而，朱熹对原文的改动及其诠释方式，在后来的儒学发展中引发不同意见。理学派基本支持朱熹的《新本大学》，明代心学派以及清代汉学派则对其文本和解释提出质疑，更重视《礼记》所保存的《古本大学》。

费乐仁指出，近代西方传教士学者在翻译儒家经典时，不仅需要解决语言转换的问题，还必须面对中国学术传统内部的经典文本争议。他们需要决定以哪个版本作为翻译依据，以及如何向不懂中文的西方读者解释不同版本背后的哲学立场。

三位传教士学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在第一个案例中，费乐仁分析了理雅各的处理方式。理雅各是英国苏格兰人，1842年来到香港，曾任英华书院院长，后来成为牛津大学首位中国文学教授。他编译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是西方汉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费乐仁指出，理雅各在翻译《大学》时，特别注意区分经典原文与朱熹的解释。他通过不同字体、版面位置以及注释方式，使读者能够辨认哪些内容属于经典，哪些是朱熹后来添加的诠释。

例如，在《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朱熹将“亲民”改为“新民”。理雅各没有直接采用这一改动，而是在注释中说明相关争议。他尤其重视朱熹在第五章所作的补充，明确区分其解释与原始经典文本。

第二个案例是法国耶稣会士顾赛芬。他于1870年来华，在河北献县一带从事传教、教育及汉学研究，出版了包括《四书》在内的大量儒家经典译著，曾三次获得法国儒莲奖。

与理雅各不同，顾赛芬的《四书》翻译基本采用朱熹的《新本大学》，并按照理学派的诠释立场进行解释。他在译本中通过中文、拼音、法文和拉丁文等不同版面呈现经典及注释，但没有深入讨论《新本大学》与《古本大学》之间的争议。费乐仁认为，顾赛芬的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文本问题。

第三个案例是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他长期在青岛生活，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将大量中国经典译为德文。他的《大学》译解则更多以《古本大学》为依据，对朱熹改动经典文本及其诠释方式持批评态度。

费乐仁介绍，卫礼贤在自己的《礼记》译本中重新编排了相关篇章，并将《大学》置于重要位置。他特别强调，卫礼贤的处理方式与理雅各、顾赛芬均有明显不同，其译解也反映了他对儒家经典原始文本及历史背景的理解。

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也是思想诠释

在讲座结论部分，费乐仁指出，《大学》的文本争议不仅是版本问题，更涉及儒家哲学中修身与成圣的方法，因此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对于海外汉学家而言，如何选择《大学》的文本、如何处理朱熹的注释，以及如何向西方读者解释不同的儒学诠释传统，都会影响读者对中国哲学的认识。

费乐仁认为，从区分经典原文与后世诠释、帮助读者认识文本争议的角度来看，理雅各的翻译策略相对更为清晰；顾赛芬的处理方式具有其特点，但对争议的呈现较为有限；卫礼贤的译解则不足以充分说明相关文本问题。

费乐仁现为香港浸会大学哲学及宗教系荣休教授，曾于1987年至2017年任教于该校，并于1997年至2017年担任《中国哲学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编辑。他长期研究近现代儒家哲学、汉学史、诠释学及传教士学者的中国经典翻译，发表中英文论文两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