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公牛和神龙兽：罗伯特·科尔德威与尼布甲尼撒二世巴比伦的发现

“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但以理书》4：30）

巴比伦是一个能唤起不同感受和情绪的地方：渴望、沮丧、遗弃和悲伤。

圣经在多处位置提到过巴比伦，如圣经的首卷《创世纪》和末卷《启示录》。伟大的人间君王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至前323年）就是在这座城市去世的，而且事实上，他也很想把这座城市建立为由他打造的帝国的首都。

巴比伦学术研究的一大遗产是将一天划分为二十四小时，小时和分钟划为六十等分，也就是一小时等于六十分钟，一分钟等于六十秒。巴比伦人使用六十进制（以60为基数，而不是以10为基数）来进行计算，因为数字60很容易被很多不同的整数整除。

希腊学者采纳了巴比伦人的这种体系，最终将其应用于时间的测量上。而由此产生了一大问题：在古代世界如此之重要的城市，怎么后来陷入湮没之中了呢？

犹太拉比图德拉德本杰明（Benjamin of Tudela，1130年至1173年）在他的著作《图德拉游记》（英：The Book of Travels）中提到了这座城市，引得人们开始寻找它。

本杰明在书中记录下他在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埃及到访过的城市

他是这么形容巴格达城的：

城市很大，方圆十英里。城市遍布棕榈树、果园和花园，都不同于所有其他示拿（Shinar，指代两河流域地区，中文同义词可见“巴比伦尼亚”）诸地的。诸国的人带着他们的商品货物云集此地，城里有博士、通晓各类格致之学的哲人和知晓各类法术的术士。

他还说尼尼微城就在摩苏尔附近，而奥斯丁·亨利·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1817年至1894年，英国旅行家，主持挖掘了尼尼微以南的尼姆鲁德）的挖掘证明了本杰明所言非虚。

巴比伦城位于现代伊拉克南部的幼发拉底河畔，距离巴格达89千米。

以其制定的法典（即有史可据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民法典《汉谟拉比法典》）而后世闻名的汉谟拉比王（Hammurabi，公元前1792年至前1750年）首次建立了这座城市的政治地位。在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时期（公元前605年至前562年），城市达到了它最辉煌的时刻。

在那个时候，巴比伦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城市。作为一位富极天下的王，尼布甲尼撒从不吝啬于要让他的建筑师们做到至善至美。

巴比伦的宫殿楼宇雄伟非常；除了位于城市中心的两座大型宫殿，尼布甲尼撒和他的王庭还可以在北部一座通风良好的大型“夏宫”中避暑，以躲避大都市中最令人难以忍受的炙热和臭气。

作为大帝国中心位置上的国际化大都市，巴比伦有着能展现帝国辉煌的最雄伟的楼台阙宇，但到了今天，遗迹上还残留的痕迹很难令人想象得到这座城市往昔的壮丽。

金字形神塔（英：ziggurat，或作阶梯式神塔）俯瞰城市的天际线，而周遭巨大的城墙保护着这座繁华都城。这些巨墙由粘土砖石砌成，最终还是因为腐朽和人为毁坏而消失殆尽。

克劳迪斯·詹姆斯·里奇（Claudius James Rich，1787年至1821年，英国亚述学者）担任过英国驻巴格达领事馆的英籍干事。里奇对这块土地的历史兴趣使得他在1811年和1817年两次到访了被他认为是古代巴比伦城的地方。

虽然里奇设法采集到一些锲形文字石板，但他的任务实际上在该地进行地形研究，以便未来开展考古勘察。1821年，里奇在设拉子（今伊朗）因为霍乱去世，未能实现他挖掘巴比伦的梦想。

保罗·埃米尔·博塔（Paul Emile Botta，1802年至1870年，法国科学家，担任过奥斯曼帝国摩苏尔领事）受法国政府的委托，前往现代伊拉克北部探险。也因此，他在1843年在那里发现了亚述帝国萨尔贡二世（统治期为公元前722年至705年）的宫殿。

保罗·埃米尔·博塔和奥斯丁·亨利·莱亚德都用到了里奇的笔记，因为里奇不仅记录下巴比伦的地形地貌，还记录下伊拉克北部其他地方的地形地貌。

里奇的著作在英法两国的挖掘工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后者们挖掘出土了亚述人统治该地时期的宫殿、石刻和石板。

继成功挖掘出尼尼微城和亚述王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公元前705年至681年，萨尔贡二世之子，圣经称其为“西拿基立”）的宫殿之后，莱亚德决定在1850至1851年期间于巴比伦尼亚（译注：两河流域的另一种代称，因巴比伦对该地的统治影响而命名）地区开展挖掘工作。

莱亚德的那次挖掘工作虽然发现了刻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之名及头衔的石板和砖块残片，但令他感到沮丧的是，这次在巴比伦发现的石刻与之前在亚述发现的亚述石刻存在规格不一致。

法国挖掘者们也同样与莱亚德感到沮丧。1851年，法国政府委托弗尔让斯·弗雷内尔（Fulgence Fresnel，1795年至1855年，法国东方学学者）和朱利叶斯·奥佩尔特（Julius Oppert，1825年至1905年，德裔法国东方学学者）对巴比伦进行了考古勘察。

他们虽然发现了锲形文字石板和其他文物，但这次探险还是以悲剧结束。1855年，一群贝都因人袭击了装载文物及其他设计图和图纸的船只。船只沉没后，法国决定将探索重心放到美索不达米亚其他地方和中东地区。

英国法国不仅会在经济上进行竞争，还会在考古学上进行较量。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都试图用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文明的文物来充实自己的展厅。

到了19世纪末，德国决定加入到那些能利用古代文物塞满他们博物馆展厅之国的竞争队伍中来。

罗伯特·科尔德威（Robert Koldewey，1855年至1925年）是德国在巴比伦进行挖掘的理想人选。科尔德威的叔叔卡尔·科尔德威（Carl Koldewey，1837年至1908年）曾经两次率领德国探险队去到北极，证明了家族中流传着探险精神。

罗伯特·科尔德威/Arturo Terrazas 提供

科尔德威在柏林、慕尼黑和维也纳学习过建筑学、考古学和历史。这些学习非常重要，因为考古学与建筑学关系紧密，另外他也能为自己的发现提供建筑设计图。

科尔德威已经拥有数次考古挖掘经验。1887年，他去到过今天位于伊拉克南部的拉格什进行了一次考古挖掘。

这给了他在拥有很多土坯建筑的地方进行挖掘的经验，他后来也将这些经验应用到巴比伦的挖掘工作当中，因为那里也存在很多土坯建筑。

科尔德威回忆说：“在1899年3月26日，挖掘开始于伊什塔尔门以北的卡尔斯一侧。我第一次去到巴比伦的时候，是1897年6月3日至4日。1897年12月29日至31日是我第二次去到巴比伦，那次我看到了数量众多的釉面砖残片，其中一些被我带到了柏林。”

他还说：“当时担任皇家博物馆总馆长的理查德·舍内（Richard Schöne）阁下充分肯定了这些残片的独特美学和它们对艺术史的重要性，于是坚定了我们挖掘出这座巴比伦帝国首都的决心。”

瓦尔特·安德烈（Walter Andrae，1875年至1956年，拜师于罗伯特·科尔德威）甚至还认为，科尔德威的决心是受“更高意志”引领的，因为英国人法国人都没有发现到科尔德威的发现，这点相当奇怪。

事实上，作为柏林伊什塔尔门重建者的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伊什塔尔门的发现和埃萨吉拉神庙（英：Temple of Esagila）的发现并非是场偶然，而是命运使然。

1898年，德国东方学会（德：Deutsche Orient-Gesellschaft）成立，目的是资助在古代近东地区进行大规模考古挖掘，借此为柏林博物馆寻找永世不朽的雕塑。今天，德国东方学会寻求的是促进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让更多公众了解这一领域。

德国东方学会原始会徽/Arturo Terrazas 提供

德国东方学会受到德皇本人的支持援助，同时也接受很多富有实业家的捐款。

德皇威廉二世（1859年至1941年）对于美索不达米亚有着浓厚的兴趣。1918年，魏玛共和国宣告成立，威廉被迫流亡国外，在荷兰定居下来，之后的他一心研究古代历史。

1938年，威廉撰写了一份有关美索不达米亚王权的短论文，名曰《古美索不达米亚王权》（德：Das Königtum im alten Mesopotamien），在其中认为巴比伦帝国与普鲁士帝国之间存在某种不间断的精神纽带，吉尔伽美什的故事反映了他试图进行捍卫但终遭失败的一种理想，即“覆盖天与地的普世君主制思想”。

德国政治家和工程师们进行游说，获准修建“3B铁路”，即从柏林通到巴格达，再从巴格达通到巴士拉。

1899年，奥斯曼政府与德皇威廉二世的人员签署了最终协议：拟建铁路20千米之内的采矿权属德国人，包括清除文物古迹在内所有挖掘工作所得的资源（涵盖了考古发现）都将出口到德国。

由于拟建铁路的路线经过很多外表可见的古代遗迹，德国考古学家选择了最佳地点进行挖掘，其中之一就是巴比伦。

一名记者在1899年6月13日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上写道，在对考古遗迹你争我夺的国际竞争当中，英国正在失去优势，被得益于与奥斯曼土耳其结盟的德国所超越。

科尔德威利用铁路清理了数千吨的泥土。他还雇佣了200多名工人轮流进行挖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至191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尔德威继续在巴比伦工作，当时德国工程师正在为注定无法完工的3B铁路而急功近利。

1917年，随着奥斯曼土耳其人退出巴格达，取而代之的是英国军队，挖掘工作终于在大战时期结束了。从1899年到1917年，科尔德威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挖掘巴比伦。

对科学考古学开端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一项新技术就是摄影技术。

1839年，英国英格兰的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1800年至1877年）和法国的路易-雅克·芒代·达盖尔（Louis-Jacques Mandé Daguerre，1787年至1851年）发明出了摄影技术。

随着摄影技术在考古挖掘中得到广泛应用，它与考古学一道飞速发展。

虽然摄影技术在所有科学领域都被用作工具，但考古学是其早期时期得到最广泛应用的领域，也是科学目标和技术发明的一种结合。

值得一提的是，塔尔博特还是最早破译锲形文字的那批人士之一。摄影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考古学和考古方法，之前的考古学和考古方法都依赖于绘图和雕刻，虽然后两者也一直未能被取代。

德国人在挖掘巴比伦期间拍摄的照片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些照片揭示了19世纪末的工作方法和发现的古迹。考古摄影师必须随身携带所有设备和化学品，以便在现场冲洗照片。

科尔德威挖掘时拍下的照片，显示有公牛花卉图案，附近也有铁路/Arturo Terrazas 提供

科尔德威最著名的发现就是行进大道（Processional Way）和伊什塔尔门，它们现在重建于柏林的近东博物馆（德：Vorderasiatisches Museum Berlin），显得相当地壮观。

伊什塔尔门是巴比伦城最大的入口，全部使用深蓝色釉面砖砌成，上面装饰有数百头游行的公牛和神龙兽的雕刻，这一副迎接古代访客到都城的画面一定令人难以忘怀。

穿过伊什塔尔门就是宽阔的行进大道，路边两侧都是狮子石刻。

公牛特别是与风暴与雷雨之神阿达德（Adad）有关。至于巴比伦语中称之为“mušhušššu”的神龙兽（部分中文译作穆什胡什、怒蛇兽），乃是一种头为蛇、后腿为鹰、前腿为狮子的混合兽。

神龙兽是巴比伦神话中主神马尔杜克的圣物，巴比伦诸王很看重它们驱逐敌人和邪灵的力量。

巴比伦王涅里格利沙尔（公元前560年至556年）的一块铭文写道：“我置下七头神龙兽，它们朝（我的）对手和敌人喷吐致命的毒药。”（译注：这位王的上位并非继承，而是依靠杀害前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之子以未米罗达即位，尽管史书记载这位王的政治手腕和人脉极为广泛，但还是可以想象他上位后会面临多大的反对阴谋，事实上他的儿子即位后短短数月即遭篡位杀害）

尼布甲尼撒设计的那蓝黄相间砖块是伊什塔尔门的一大醒目特色。

虽然在上釉技术和砖块雕刻上都算不上新颖，但这种组合的独创性和艺术性都令人叹为观止。

新巴比伦时期的装饰技术远超过早期工艺水准，于是城市中相继出现了无釉砖、釉面平砖，及最后的多彩雕刻砖。

这些砖块用来装饰城市中的大多数公共纪念碑、其上刻有色彩鲜艳的动物、花卉和棕榈树。

这种精致的装饰仅限于部分代表神祇和国王权力的建筑，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行进大道建筑群和伊什塔尔门。

行进大道自北而来，是新年祭祀时诸神与国王及其王庭一起进行游行的必经之路。道路的尽头就是四周都覆盖着釉面彩砖的伊什塔尔门。

行进大道的围墙下方约180米长的地方都有着狮子和其他装饰物，而通往城内的彩色石板地面也为大道增添了不少色彩。

令人印象深刻的伊什塔尔门是由城墙外侧的大门和内侧的主门所组成，装饰有不少于575头动物的形象，还拥有一条长48米的通路。

公牛和神龙兽的形象代表了神圣的动物，它们被交替摆放为一排，为新年游行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游行队伍将去到位于城市中心的埃萨吉拉神庙，也就是被称之为“高耸入云之屋”的马尔杜克的神殿。

重建后的行进大道，上面有狮子的图案/Arturo Terrazas 提供

就在科尔德威忙于考古挖掘时，法国考古学家雅克·德·摩根（Jacques de Morgan，1857年至1924年）在波斯苏萨遗址上发现了汉谟拉比大石碑，上面刻有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将其带回到卢浮宫，这一始料未及事件无疑给他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这块石碑是被巴比伦人的宿敌埃兰人掠走到了今天的伊朗，也就是为何摩根能在那里发现它。

瓦尔特·安德烈是科尔德威在1899年至1903年巴比伦考古活动中的第一助手，后来他也受邀领导了在今天伊拉克北部亚述古城（Ashur）的一次大规模挖掘工作。他对发现巴比伦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文献和重建方面。

他有关巴比伦的出版刊物至今还是我们了解这座尼布甲尼撒之城宫殿庙宇最重要的资料来源。

安德烈组织并监督了可能是考古历史上最复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重建工作：在柏林重建伊什塔尔门和巴比伦行进大道。

为了能进行重建，他们首先对巴比伦城数百块釉面砖碎片进行脱盐处理，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从巴比伦城原址上移走。

之后，这些砖块在柏林进行重新组装，形成最初用于装饰纪念碑的狮子、神龙兽、公牛和花卉元素。然后，这些图案由新砖组成，但新砖都是经过专门设计的窑炉烧制而成，以求达到正确的颜色和表面效果。

重建工作包括了王冠厅的外墙、伊什塔尔门的正面和行进大道的重要部分。

工人在处理伊什塔尔门的原始砖块/Arturo Terrazas 提供

德国人挖掘整理工作的特点有详尽的计划、出土文物清单、照片和图纸，这些对于参观过遗迹及后来与科尔德威和安德烈取得联系的英国人格特鲁德·贝尔（Gerturde Bell，1868年至1926年，英国女作家、女探险家、女考古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次时间大战之后，贝尔出任伊拉克文物局第一任局长，她对外国挖掘者提出了正式要求，包括个人资质条件，特别是挖掘工作需要配置摄影师，和要与新建立的伊拉克国分享寻找到的成果。

可能出于对科尔德威的钦佩，贝尔允许将战后遗留在伊拉克的大量巴比伦发现到的文物运往德国，以此换取德方为伊拉克新的国家收藏品捐献重建后的模型和雕刻。

于是，超过500箱巴比伦釉砖被送往柏林。贝尔最重要、最持久的遗产是伊拉克博物馆，它在1923年建立，于1926年开馆。

安德烈回顾了他们是如何在柏林进行重建工作的：

他们立即为我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和宽敞的工作环境，我雇佣了威利·施特鲁克（Willy Struck），他有约三十人的助手，花费两年时间完成了这项巨大的工程：七十二件动物雕刻和大面积的花卉图案及装饰。

我还找到柏林三间陶器作坊，每间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做出不同尝试，尽可能模仿出巴比伦砖上的六种色彩。

1930年，重建后的伊什塔尔门和行进大道在柏林近东博物馆揭幕。由于罗伯特·科尔德威已于1925年去世，未能在生前看到伊什塔尔门重建工程的竣工。科尔德威安葬于柏林一处墓地当中。

正是由于科尔德威和安德烈的努力，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的部分遗产才能得以向世人解开那神秘的面纱。

在古代世界，君王们都以浩大工程的建设者自居，正如《但以理书》记载的尼布甲尼撒的话，‘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但以理书》4：30）

科尔德威的遗产至今犹在，由于他的挖掘整理，人们得以发现5000多件巴比伦石板，及古代大巴比伦城的概况，而尼布甲尼撒二世掠夺犹太人到巴比伦的真实性也得到证实。

古代伊拉克还有很多地方等待人们去发现。例如，巴比伦诸王的陵寝还尚未发现。

请让我们祷告求未来的挖掘工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巴比伦的历史，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圣经文本内容。

原作者阿图罗·特拉萨斯（Arturo Terrazas），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卡斯特尔德费尔斯西班牙圣经神学院之神学校（IBSTE Faculty of Theology in Castelldefels, Catalonia,Spain）旧约教授、教务长。
本文原始内容源自Evangelical Focus，译文获原作者翻译许可并发布于《基督时报》